近日，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中国作协会员、生长于华西坝的作家谭楷出版了第四部关于华西坝的纪实文学作品——《华西坝的钟声》。作品讲述了多位或生于华西坝，或长于华西坝，或学于华西坝，或奉献于华西坝的抗战英雄和医学专家等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与国学巷37号的故事》专栏对该作品进行了连载选登。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国著名传染病学家、医学教育家 、华西老院长曹钟樑 的故事 ——
【资料图】
01
1910年，曹钟樑出生于江津县（今重庆江津区）的小商人之家。一岁那年，他的母亲死于肺结核。父亲远在成都经商，大姐接替母亲照看可怜的小弟。一年后，大姐出嫁，又把他交给长兄长嫂。三年后，长嫂病逝，刚满五岁的曹钟樑又由幺叔幺婶抚养。
童年，在曹钟樑的记忆里是清明节飘飞的纸钱，是阴风惨惨的灵堂，还有大人们的唏嘘不已和荒草丛中的座座新坟。等他稍微懂事了，不禁常常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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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怎么如此脆弱？有什么办法与病魔搏斗，与死神抗争呢？
读中学时，曹钟樑便下定决心学医。朦胧中，他已经意识到“要扶人先强己”，只有自己学到一身过硬的医术，才能为病人解除痛苦。
自幼失母，根绝了曹钟樑的依赖心理，他养成了自己动手的好习惯。六岁起，他便帮助婶婶做些跑腿送信之类的杂事。读小学，上中学，他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他把考学目标定在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
1927年，曹钟樑中学毕业，由于当时正值战乱，水路不通，出不了夔门，他便到成都报考华西协合大学。
十七岁，他背上行李卷，登上慢如蜗牛的长途汽车，走向烟尘滚滚的人生。父亲望着他瘦削的身影，想起了一句古老的谚语：无娘儿，天看成！
02
华西协合大学很大一部分同学是从华西协合中学毕业后考入的，经过几年濡染，从穿着到行为，多少都沾点“洋气”。当身穿对襟大褂、脚蹬青布鞋、满口江津白沙土话的曹钟樑走进这所高等学府时，有的同学见到他，不禁掩嘴一笑：“哪里来的土包子？”
不出半月，他便让同学们刮目相看。
他得知学医分快慢两班，若数理化成绩好要学七年，数理化成绩差则要学八年，便主动找到吴纯熙老师，要求读快班。
吴纯熙，化学老师，绰号“翘皮鞋”，办事认真，脾气古怪，听曹钟樑说出了自己的要求，他用鼻孔哼了一声，然后说道：“你晓不晓得我刮下了多少同学？”
吴纯熙跷着二郎腿，翘皮鞋在摇晃。上学期，他出难题，三分之一的同学不及格。化学不及格就无法学医。“翘皮鞋”踩碎了多少同学的自信心！
由于曹钟樑执意要读快班，吴纯熙不得不翻开成绩册：“哦，曹钟樑，入学考试名列前茅。好，试试看吧。”
小考、中考、大考，吴纯熙出难题，半个班都“烤煳”了，曹钟樑却每次都在八十分以上。从此，班上的同学都叫他“曹哥子”，敬佩之意溢于言表。
在明德学舍，理学院有两位高才生非常不服气，期末考试前，校园内一派临战的紧张气氛，这两位才子却偏偏来约曹哥子去耍。
“走，打网球！”“好，我陪你。”
“走，打排球！”“好，我陪你。”
“打牌！玩通宵……”“好。”
打球，玩得汗流浃背；打牌，熬得两眼通红。同学们都为曹钟樑捏了一把汗：这下子曹哥子的成绩要垮下来了。
考试时，同学们有的抓耳挠腮，有的愁眉打结，曹哥子铺开卷子，行笔如春蚕吃桑叶，沙沙沙地一口气就写了几大篇。当众多同学还在焦头烂额之际，他已信心十足地提前交卷了。
考前，他比谁都耍得安逸，公布成绩，他稳坐鳌头。同学们都感叹：“曹哥子真拖不垮！”
后来，曹钟樑当了老师，向学生们介绍了他的学习方法：“上课时全神贯注，认真听讲，力争当场消化，弄不懂的下课十分钟也要弄懂。课后把本课内容按自己的理解提纲挈领地在书上做眉批，每周复习一次，反复记忆，便融会贯通。考前，只看眉批，有余力，再看些参考书或新杂志。”
原来如此！
03
1934年，曹钟樑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做内科助理住院医生。他与一位好友相约：十年后，成名医！
华西磨炼
他认真总结了前几届毕业生“门门都搞，难以冒尖”的教训，认定攻内科学一门。加拿大人杨济灵教授同意了他的要求。
上午，他跟着主任教授、指导医师查房，六七十个床位，一晃而过，他总觉得学得不扎实，领会得不深刻。夜间，他便独自查房，逐一与病人细谈，像老牛反刍，将囫囵吞下的知识反复咀嚼领会，有疑难处，便回家翻阅典籍，读到深夜。
由于他“吃夜草”，嚼得细，吸收好，短短十一个月的医疗实践，比有的同学行医三年收获都大。连性格孤傲的美国护士长都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拼命学习、关心病人的好医生！”
协和进修
1935年，曹钟樑被学院委派到协和医学院进修两年。
他采取了独特的学习方法。每次跟教授去查房，他不做记录，用心强记，晚上再仔细地整理到笔记本上。他不但弄清了病人的病情，还细细研究了教授们的处方，几个月后，便摸索到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
协和医学院每周讨论一次疑难病例，每周总结一次出院病人的治疗情况，他每次必到。他还经常到图书馆去，一泡就是几小时。
1936年，他与协和“三吴”（吴瑞萍、吴阶平、吴蔚然）之一的吴瑞萍联合研究了百日咳菌苗在预防百日咳中的作用，1938年他将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
海外深造
1940年，三十岁的曹钟樑晋升为副教授。此后，他任华西协合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三大学联合医院男院院长兼内科主治医师。
1945年春，曹钟樑到加拿大和美国去进修。当时，美日海军大战未休，曹钟樑乘坐的运兵船为了躲避日本海军的鱼雷，从印度孟买出发，经印度洋绕道南太平洋，两次穿过赤道。炎阳喷火，像要把运兵船的厚钢板烤化。人们像钻进了热气腾腾的大蒸笼，被鱼腥味、汗臭味熏得昏头涨脑，却不敢爬上甲板吹吹海风。
运兵船像无声无息的钢铁棺材，在热带的大海中泡了两个月，才把折腾得半死的人运到洛杉矶。
踏上北美大地，曹钟樑顿生“饥饿感”——只有两年时间，他要“吃”和能“吃”下的差距太大，不得不考虑最佳方案。
头一年，到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医学院附属皇家维多利亚医院担任内科高级住院医生，学习半年多的内科，两个月的糖尿病诊治，三个月的儿科、皮肤科，打牢基本功。
次年，先到美国波士顿传染病医院向青霉素研究专家克尔夫教授学习（那时，青霉素刚用于临床）。
再到梅奥医疗中心进修，尽管梅奥医疗中心位于冷僻的小镇，可每天竟有上千人从美洲各地赶来求医。曹钟樑去了，总结出“梅奥办医院的经验”。
然后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康奈尔大学医学院……通过比较、鉴别、分析，怎样组织现代医学教学与实践，曹钟樑已成竹在胸。
助理住院医生一年，协和两年，北美两年，曹钟樑像优秀的三级跳远运动员，冲劲足，跃得高。
第一排左数第二位为曹钟樑夫人，
第三位为曹钟樑教授
曹钟樑从北美学成回国后，任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院长兼内科主任教授。
04
1951年，华西协合大学由政府接办，并更名为华西大学。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华西大学更名为四川医学院，曹钟樑担任教务长兼医疗系主任，l962年被任命为副院长。
虽然曹钟樑担任副院长，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临床，白大褂就挂在办公室，随时准备着穿上冲向救死扶伤第一线。
1958年7月的一个深夜，曹钟樑接到省防疫站的电话：“温江地区发现肺鼠疫，不少人感染……”凌晨，曹钟樑便带着一个医疗小组赶到温江。
现场调查，无死鼠，病人痰内无鼠疫杆菌，曹钟樑断定不是肺鼠疫。
一位在江浙农村调查过流感的教授认为是出血的“流感”，但是一位北京流行病学教授说：“不，病菌是从皮肤侵入人体的……”
众说纷纭。医疗小组初到温江就从病人身上抽血注射给豚鼠，七天后把十只豚鼠全杀了，竟没有重要发现。其实正确的方法应是一天杀两只，持续观察，让病灶充分展示出来。这个细节上的疏忽，使实验没有得出正确的结果。
曹钟樑最初也倾向于流感的判断。当省卫生厅的领导问到他究竟是什么病时，他干脆地回答：“是流感。”
这一结论使他追悔莫及！
“流感”仍在蔓延……
一个月来，曹钟樑带着医疗小组和地区专员一道四处奔走，八方应付，感到心力交瘁，十分沮丧。
四川医学院一位微生物学方面的教师终于在一只死鼠血液中抓住了凶手——钩端螺旋体。曹钟樑猛然想起“皮肤进入”的细节：发病期正是收早稻的季节，患病的老鼠排尿于水田之中，下水田的人总是赤脚露腿，病菌便轻而易举地钻入皮肤，进入人体，在肺部安营扎寨，造成患者咯血，死亡。
曹钟樑常对学生讲：“我在钩体病上有过深刻教训——在医学上绝不能搞‘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对于病，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准则，要用全面的观点、变化的观点、抓主要矛盾的观点来看待。”
钩体病戳痛了他，他下决心要“报一箭之仇”，降伏钩体病。
从1958年起，二十年来，曹钟樑哪怕工作再忙，每年也要挤时间下乡调查钩体病。经过曹钟樑、戴保民等一批科学工作者坚持不懈的努力，猖獗一时的钩体病节节败退，最终在成都平原绝迹。他牢固树立了华西在国内及国际上该领域的领先地位，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优秀论文，对血吸虫病的研究曾获全国科技大会一等奖。因在钩体病防治和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分别于1990年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其有关病毒性肝炎，特别是对重症黄疸腹水型肝炎的研究，曾多次获省、市科技进步奖。
从1964年担任硕士生导师起，到1983年起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曹钟樑先后培养了一大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有2人获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人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分别在传染病的防治研究中做出了突出成绩。
05
曹钟樑行医72年，兢兢业业地履行了“医者仁心，救死扶伤”的使命。
一位老病号回忆：“1960年代，我得了肝炎。东打听西打听，打听到曹老的住址，找上门去求医。那时，曹老和他的老伴住在一间狭窄的房间里。曹老见了我，和颜悦色地问了病情。他要我躺下，让他摸肝部。躺在哪里呢？就躺在他们老两口的床上。我真不好意思——我得的是肝炎，是会传染人的；再说，我那双穿臭胶鞋的脚，怎么好往曹老干干净净的床上搁呢。曹老看出了我的顾虑，笑着说：‘没关系，床单弄脏了可以洗，你的病要赶快确诊赶快治。’躺在曹老的床上，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
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看门老头，只要找曹钟樑看病，他都是一样认真地诊治。在乡下调查钩体病时，他曾用自己的手绢给患者揩嘴角的血，他曾口对口吸痰救活了一个农民的儿子。
曹钟樑曾任抗日战争时期成都三大学联合医院男院院长，原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院长，原四川医学院医疗系主任、教务长、副院长等职。在生活作风上，他也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绝对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家人亲友谋私利。 小女儿曹泽莉回忆，“他对我们说，选择了做医生就要明白两件事情，第一件，做医生非常辛苦，一辈子都不会轻松。第二是做医生不会成为有钱的人，因为治病救人就不能是一件赚钱的事情。”
在曹钟樑的言传身教下，他的7个子女中有3个学医。大儿子曹泽毅，是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曾担任华西医科大学校长、卫生部副部长；四女儿曹泽蓉是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内科主任、四川省肾脏病学会委员（已退休），小女儿曹泽莉是成都中医药大学生理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已退休）。
曹钟樑一家人的合影，摄于2003年
如今，整个家族4代人有15人从事医药行业的工作，其中，四女婿雷秉钧和他儿子雷学忠，继承了曹钟樑传染病学的衣钵，作为父子兵曾一起抗击非典疫情；在新冠疫情中，身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感染性疾病中心副主任的雷学忠，带头到成都市疾病防控中心抗击新冠肺炎。
曹钟樑教授晚年也一直非常关心学校和学院、医院的发展，虽然年事已高，仍经常关心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和学术梯队建设，并为学校和学院、医院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曹钟樑曾常常说，“一个人必须要自立、自信、自强，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够战胜一切困难，获得成功。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中国人，一定要爱国，在任何情况下祖国是第一。”
他的确做到了，从一名自幼失恃的少年，自立、自信、自强地不懈奋斗，把自己的一辈子都奉献给了患者、奉献给了华西、奉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
大医精诚，曹钟樑是也。
《华西坝的钟声》展现了华西坝文化的深厚底蕴，体现了华西坝精神的时代性，堪称一份珍贵的华西坝人文史料和一部优秀的爱国主义教育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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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内容还综合了华西医院院史资料、成都科协发布的 《妙手驱病厄 仁心铸家风——曹钟樑》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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