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猖獗肆虐的大瘟疫(全文)|当前信息

日期:2023-06-22 13:20:46 来源:个人图书馆-大成教育图书馆

人类历史也是一段与疫魔抗争的历史。众所周知,闻风丧胆的黑死病曾在中世纪时夺去了7500万人的生命,欧洲的人口在顷刻间锐减了1/3。其实,类似的惨剧也在华夏故土上出现过。


【资料图】

大瘟疫颠覆了明王朝

“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这触目惊心的景象就发生在万历八年的山西大同府。同年,疫情从大同府绵延至太原府和潞安府,就连当地的医官也不知所传瘟疫究竟为何疾。然而,当时的明政府只知搜刮民脂民膏,加重百姓的赋税,即便是在瘟疫侵袭之时,监工的太监照旧役使矿工下井挖煤,以致被传染者没有即时隔离,瘟疫肆意传播。

山西瘟疫发生后,百姓惊恐万分,四处逃散。万历十年疫病传至相邻的河北宣府(今宣化)地区,这里是京畿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病发作时,“人肿颈,一二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是年冬季,疫病传至北京。翌年,沿京杭运河传至南方。我们从史籍所载症状中可以推断,当年所传的就是腺鼠疫。腺鼠疫是鼠疫中的一种,它是鼠疫杆菌侵入皮肤后,靠荚膜吞噬细胞,先从局部繁殖,随后又靠透明质酸及溶纤维素等作用,迅速经由淋巴管至局部淋巴结繁殖,引起原发性淋巴结炎,其临床的表征就是大脖子。

京师疫病发生后,周边的通州、安东、霸州、大城、保定等地患大头瘟疫者枕藉,造成“父死子不敢望,夫死妻不敢葬”的悲惨境地。据当时史料记载,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河北真定府(今正定)新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强、栾城二县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鼠疫还传至河南及山东等地,往往是村空无民,巷中无声。

万历年间的鼠疫大流行也许是明亡的征兆。崇祯六年,鼠疫再次席卷而来。此时的明王朝政局动荡,崇祯帝刚从覆灭阉党魏忠贤的胜利喜悦中苏醒开来,朝廷的党争又此起彼伏,加上东北满洲军事威胁的加剧,百姓的赋役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愈加沉重。此刻,山西知州的一封600里寄递奏折却被湮没在口诛笔伐的党争奏章中。当我们今天翻开奏折时,依稀可辨当时地方官的茫然无措,“(崇祯)八年,……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一家尽死孑遗”。

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控制,山西鼠疫开始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九年至十六年,陕西榆林府和延安府相继发生大疫,“(崇祯)十年,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境况下,明政府还继续派发“三饷”,要求陕西人民交粮纳税,陷入绝境的关中百姓怎能不反?

鼠疫很快就传至河北地区。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大名府均发生烈性传染病,“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扩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是年七月,鼠疫再次传入北京城。这次瘟疫来的比万历年间更加猛烈。据崇祯时北京人刘尚友在书中记载:“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之四五,或一家数人并死。”所谓“疙瘩”就是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病症。仅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北京城内死亡人口大约占40%之多。由于北京城乃京畿重地,崇祯皇帝出于自身安危的考虑,开始下令严守城门,发现有疙瘩、咳血或身体不适者一律禁止入城。对城内已经发现的病患,集中在庙宇或空旷的场所,由重兵把守,严禁除医官者私自进入。京郊的百姓也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据通州地方志所载:“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而昌平州更是骇人听闻,“见则死,至有灭门者”。河间府景县则“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北京俨然成为人间炼狱。据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中提及:“崇祯十六年二月,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太多,光天化日之下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疫情开始在军中蔓延开来,当时“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已毫无战斗力,以致北京城墙上,平均每3个垛口才有1个赢弱的士兵把守,这样的军队又怎能抵挡李自成的农民军呢?

据史学家不完全统计,明代万历和崇祯年间两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陕、晋、冀3省死亡人数至少在千万人以上。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的接踵而至,明王朝的统治已成朽木,清兵南下势如破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令人惊奇的是,蔓延多年的鼠疫在清顺治元年后就消散得无影无踪,华北各地风调雨顺,社会经济开始复苏,难道这真是天意?

是天堂江南,还是人间炼狱?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莺歌燕舞的昆曲悠荡在湿润的空气中。这年春夏,江南淫雨霏霏,苏州昆山县、松浦县(今上海)等地均报称大雨伤禾。由于全年歉收,各地米价纷纷踊贵,以致每石3千文以上。贫户无钱买米,只能是日食糠皮,继食草根、石粉,道路两旁到处是卖儿鬻妻的吆喝声,沿途各地是饿毙街头的死者。基于此,清政府与地方士绅不得不携手救荒,以缓江南饥馑之苦。清政府开始在江南各城镇开设粥厂,发粟赈灾。由于饥民甚众,粥厂不得不日夜熬粥,加班加点的生产。一些粥厂为了图省事,并没有严格按照施粥的卫生标准进行作业,加上饥民愈发增多,食用器具没有及时消毒,疫病的发生也就在所难免了。

乾隆二十一年春,首先在浙江湖州开始发生大疫。随即,苏州府、松江府也开始发现疫情。后来,常州府的武进县,江北的泰州府、扬州府也开始出现大疫。到11月,安徽的凤阳也开始出现大疫。很明显,这次来势汹汹的瘟疫已经开始由江南向周边地区扩散,而且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今天遗存的史料中对这次江南大疫作有记载:“乾隆乙亥冬,吴中大荒,途多饿殍,尸气绵亘。至丙子君相司令之际,遂起大疫。”

那么究竟是什么疫病能以如此迅猛的速度在江南传播呢?江南医学家邵登瀛的《温毒病论》中就对发病的症状有细致地刻画:“若丙子年之疫,初起无不微有自汗,汗出不解,继无不发斑,斑透不解,又无不下之,下之亦不即解,最后而得战汗、狂汗、自汗,乃稍解。然余邪达表,尚发白痧如瘩,一病而全备诸症何哉?予细推之,是年之疫乃毒气深重之大疫,不可以常法据也。始无不自汗者,以手少阳三焦,是动则自汗出,气所生病也。”

据后来医学家的研究得以窥见,这就是夏暑时节常见的伤

寒症,并伴有流行性乙型脑炎及钩端螺旋体病等急性传染病。伤寒本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以持续菌血症、网状内皮系统受累、回肠远端微小脓肿及溃疡形成为基本病理特征,主要的临床表现为持续高热,腹部不适,部分病人有玫瑰疹和相对缓脉。伤寒又称肠热病,主要的传播途径是通过水、食物、日常生活接触和苍蝇传染。这场由浙江湖州开始的伤寒瘟疫,开始向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泰州等地蔓延,加上大荒之年后,粥厂施粥不注意卫生安全,饥饿的百姓食粥时不注意个人卫生,而使得疫病大规模的蔓延,死亡者不计其数。正如史书所载:“(粥厂)聚数万众于一处,秽气熏蒸,以致疠疫。”

瘟疫发生后,往日门庭若市、嘈杂喧嚣的江南集镇,已是门可罗雀,寥寥无几。一时市面上人心惶惶,都尽可能减少外出活动,以免被传染。在苏州城内“夏夜即闭户,鲜有乘凉者、斗殴者。亲友数日不见,则闻安否?相见之下,惟谈鬼神事”。有些居民迷信巫道的谬言,在门前张贴符咒来躲避瘟疫。

清代文学家袁枚的《子不语》中记录了苏州太守赵文山治疗瘟疫的药方,“雷丸四两,飞金三十张,朱砂三钱,明矾一两,大黄四两,水法为丸,每服三钱”。药剂的功效发挥,苏州府的瘟疫得到了遏制。之后,江南各疫区都开始设立专门的防疫场所,熬制中药,诊治疫民,疫情渐趋缓解。

尸积如山的东北大瘟疫

1910年9月,正当晚清立宪浪潮暗潮汹涌之际,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瘟疫在东北中俄边境悄然蔓延,很快就扩展至整个东北及华北地区。

瘟疫首先在中俄交界的满洲里发端,据后来的《东三省疫事报告书》所载,当时有几名在俄境大乌拉站为业的工人开始暴毙在工棚内,俄国人知道这是瘟疫,就焚烧棚屋,驱逐工人,并将工人所有衣物及行李尽行烧毁,以为断绝疫根。大乌拉站距满洲里仅百三十里,当时被驱逐的工人于9月17日来满洲里寓居。随后,寓居铁路界内二道街张姓木铺及同院田家伙房住客金老耀、郭连印二人遂于23日相继病亡。此后,瘟疫迅速蔓延,疫势猖獗如水泻地,一发不可收拾。

囿于当时简陋的医疗条件,加上瘟疫烈度之强以及东北地方政府在发病初期的漠然,瘟疫迅速向东三省腹地扩散。在疫病流行初期的中心――哈尔滨傅家甸一带,仅1910年12月10日至1911年1月7日,每天都有100多人死亡,最多的一天死亡者高达185人。当时傅家甸一带共居住有5693人,大约有1/3的人口死于病疫。疫气炽盛时,东三省重镇的长春及奉天(今沈阳),每天疫毙者不下50人之多,市内棺木罄售一空,许多贫户不得不蒿葬亲眷。

东三省的疫情很快上报至清廷,然而清中央政府首先关切的是防止疫情传入北京。在清政府发给东北和京津地方督抚的上谕中说:“朕因东三省疫气蔓延,深虑传入关内,已叠谕严防矣。该督身任封疆,责无旁贷,务当严密查防,总以京津一带不致染疫为要。”清政府还在山海关设局严防,并将京奉、东清、南满等火车停开,妄图阻断交通,遏绝病疫。这本身就是一种极端错误的防疫思想,它非但不能控制疫情,还使东三省官民惊怵,逃散者无可计数。在朝内开明派的一再要求下,清政府不得不出资聘请英、法、俄、日等外国医学专家入境协调防疫,尤其是邀请海外归国医学家到东北帮助防疫,以期迅速扑灭疫情。这当中以留英医学博士伍连德最具代表性。

伍连德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后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实习、研究。学成后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从事热带病研究,并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开设私人诊所。经袁世凯推荐,清政府任命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当时,俄日两国以保护本国侨民为藉口,企图独揽中国的防疫权,进而染指东三省的各种权益。伍连德临危受命,不计个人安危,深入疫区开始调研。

伍连德从染病者的症状及死亡的症像中推断,这是一场烈性极强的流行性肺鼠疫。肺鼠疫是一种流行性极强的传染病,它由鼠疫杆菌引发,对病者的肺部有严重的破坏力。肺鼠疫的临床症状表现为恶寒、高热、呼吸急促、颜面潮红、眼结膜充血。病初的时候以干咳为主,继后咳嗽频发,痰中混血或纯血痰,主要通过空气飞沫及沾染病者污物传播。伍连德博士进一步发现,东北流行性肺鼠疫并非源自老鼠,而是来源于一种叫旱獭的动物。旱獭生活在西伯利亚高原地带,其皮毛价格十分昂贵。基于利益的驱动,俄国人私募华工对旱獭进行捕杀,为了追逐暴利,无论旱獭染病与否皆杀而取皮,而且作业时没有任何消毒处理,接触者因此染病。

伍连德博士运用现代医学知识展开病疫防治,但也遇到了许多阻碍。东三省汉民有旧俗,病者亡故后不能立即下葬必须置于家中祭奠。伍连德十分反对这种做法,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尸首就是最大的传染源。于是他请示清政府并与士绅协商,火化处理尸体2000余具,而且骨灰深埋,并把闷罐火车改建成隔离场所将疑似病者隔离开来。同时要求防疫局发出传单,号召全城燃放爆竹,驱邪接运,利用爆竹中弥散出的硫磺为全城空气作一次消毒。伍连德还命令防疫人员戴上纱布口罩,在与疫病者接触时还必须进行消毒。

在伍连德和东北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到1911年3月底,东三省的肺鼠疫疫魔得到了肃清。伍连德还以此为契机,上奏清政府要求在东三省建立卫生防疫体系,并由中国政府倡议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开启了近代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尽管如此,这场鼠疫浩劫还是夺去了近5万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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